杨常沙

  苏轼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而且是长期身处高位、政声卓著的官员，因此在当今反腐倡廉方兴末艾的背景下分析苏轼的廉政思想很有意义。

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其廉政思想的基础

  苏轼是深受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思想影响的人。儒家的为政以德、以廉为本，廉政为民的思想是苏轼一生从政遵循的基本原则。儒家强调“政者，正也”，对官员的正直、正派放在首位。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对官员自身的榜样、示范作用有很高的要求。儒家倡导安贫乐道。孔子称赞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孟子把“贫贱不能移”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并列作为“大丈夫”的三个重要标准之一。

儒家强调正确的耻辱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

   这些儒家廉文化对苏轼影响极深，形成他的廉政思想的核心基础。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开宗明义写道：“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语出《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蔽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苏轼认为廉洁是官员的首要道德素质，基本职业要求。如果失去了廉洁这个基本，什么“善”、“能”、“敬”、“正”、“法”、“辨”皆无从谈起。儒家的廉政思想是苏轼廉政思想的主流和基础。佛教和道教的廉洁思想也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佛家的因果法则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经讲：“为善获其善，作恶受恶报；为恶及其善，随人之所习，如似种五谷，各获其果实。”“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佛家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讲修身养性，时刻警醒。唐代高僧神秀作诗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

  佛教倡导大慈大悲，利乐众生的菩萨情怀，看重精神世界，淡泊物质追求，视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

道教提倡道法自然，知足常乐，去甚去奢、修身养德。苏轼深得其要领。

  苏轼在他的《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东坡的这段话高屋建瓴，站位高远，在中华文化廉政篇章中属于经典名言，意义重大，影响十分深远。而其之所以能发出此洪钟大吕之声，是苏东坡以他高度的智慧和优秀的人品将儒、释、道三家的廉政精髓融会贯通。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苏轼廉洁品德养成的关键

  苏轼良好品德的养成与他青少年时期良好而严格的家庭教育分不开。其祖父苏序，急公好义，帮贫助困的事迹，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尤其是母亲程夫人在东坡儿时“不发宿藏”的教育对东坡廉政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后来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果关系十分清晰。不发宿藏，意义重大，兹录于此：

  昔吾先君夫夫僦宅于眉，为纱縠行。一曰，二婢子悬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者，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这段文字记录了其母程夫人对他的教诲，同时还记录了他的结发妻子王弗对他的劝导。母亲的教诲和贤妻的劝导对苏轼廉洁思想的影响都十分重要。如果说苏东坡的廉政思想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程夫人的教诲是让此树长正，而王弗的劝导则是修枝。

   还有很重要的一段文字摘录于下：“父洵宦游四方，母程夫人亲授以书。程夫人读《汉书•范滂传》，慨然太息。轼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轼亦奋励有当世志。”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是和孟母、岳母齐名的三大贤母之一。她从小就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教育苏轼。苏轼长大后就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怀。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士大夫必然站在道德和思想的高地，就不会蝇营拘苛、贪赃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