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唐建超

  我的父亲与新中国同龄，是中国农村普通的一位农民。父亲生活的持续改善是新中国70年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的真实体现。

父亲的求学之路

  父亲排行老幺，因哥哥姐姐太多被父母遗弃，由孀居的我的大奶奶收养。建国初期，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单亲家庭和孤儿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大奶奶身有残疾，在集体劳动中不能干重活，工分自然分得少，更无余力关心父亲的学习。好在人民公社不会抛弃孤儿寡母，在当时学龄儿童毛入学率不到20%的情况下，父亲竟然念完了小学。父亲说他的学费很特别，每期开学，从猪圈上拆一根木头送到学校就当学费了。

  长辈们说父亲是个另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衣服的上口袋上永远会插一支钢笔。父亲常常会找一些旧报纸来读读写写的，竟然练得一手好字。那时80%左右的人口为文盲，同村的人有书信、合同之类的文字活，都会找父亲代劳。因为能写会算，父亲被选为了生产队的会计。八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全乡的会计珠算和业务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被推荐到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函授财会知识，成为了村上的专业会计。那时候大搞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父亲也被一家乡镇企业聘为兼职财务会计。家里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因为村会计负责文书工作，要给全村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开证明，那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在15%左右，农村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每次开证明，父亲都要叫我们兄弟俩在旁边看着，看别人通过学习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从此当干部，穿皮鞋，吃皇粮。

父亲的房子

  听长辈们说我的大奶奶和父亲居住的是三间摇摇欲坠的破草房。父亲成家后，房子不够住。父母商量盖新房子，手里没钱，就将家里一头猪杀了，请四邻五舍的人帮忙，在自家田里撬了泥砖，盖了五间泥草房。堂屋、房间、灶房、圈舍都是分开的，父母高兴了很久。但父亲仍然羡慕街上的居民，母亲说父亲经常感叹：我那两个儿子如果是街上的居民就好了，不用担心娶不上媳妇。那时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城镇居民自然要高人一等。

  九十年代初期，哥哥考上了空军飞行学院，四年后，我也考上了师范学院，都包分配工作，父亲才放心了。九十年代中期，全国搞小城镇建设，父母有了点积蓄，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点钱，在镇上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三间楼房。母亲开了一家小店，经营商品零售和公用电话，生意竟然不错，顾客主要是搞运输的司机和来往的旅客。

  2013年，父亲从企业会计上退休。母亲的零售店和公用电话也没什么生意了，因为当时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90%以上，电子商务也成了年轻人购物的主要渠道。我们兄弟俩都请父母跟我们一起生活。父亲却说一起居住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帮他在县城里面买套商品房。现在父母已经到县城里面居住和生活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离我居住的小区差不起也是一碗汤的距离。父亲上班的乡镇企业早就退镇入园了，发展成了规模以上企业。父母镇上的房子也被该企业租用为办公室用房，房租能够还上父母商品房的房贷。

父亲的感叹

  父母都买了农村养老保险，现在二老一个月能领到三千元左右的养老金，也算生活无忧。我们兄弟俩给二老安装了宽带和WIFI，买了电脑和智能手机，以便日常联系。二老经常通过微信给孙儿孙女们发红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也喜欢在家人群里和我们视频聊天，分享他们外出的旅游照片。父母最开心的是逢年过节，召集一大家子人到他们家里热闹。去年父亲上班的企业回馈老员工，组织他们到德国、法国和英国旅游了一圈。父亲回来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国家的道路、房子、机场比他们还修得好，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不比欧洲人的差，我们不用再羡慕资本主义国家了。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他们这辈子都没想到会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共产党确实领导有方，要我们认真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父亲只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在感叹和叮嘱我们。其实，在他的感叹背后，有一系列的大数据在反映和支撑建国70年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1952年的679亿元飞越到90万亿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由建国初期的10.6%上升到59.6%，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都还金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由1956年的98元上升到28228元，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至1.7%。

  父亲年岁已大，可能还不太清楚，这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收官阶段，但愿他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